1948年，孟小冬去看望闺蜜姚玉兰，夜里2人同床而睡。谁料，姚玉兰趁她睡着溜出去，招手叫丈夫杜月笙进房间。杜月笙一个闪身，轻手轻脚走到床头，见孟小冬眼皮微动，心中大喜。
孟小冬在1948年的那个晚上醒来，手往旁边一摸，凉席上空荡荡的，好姐妹姚玉兰不见了。
没等她完全清醒，门轴“吱呀”一声轻响，进来的是姚玉兰的丈夫，那个名字在上海滩能当钱用的杜月笙。
这个带着点荒唐意味的夜晚，像一把钥匙，打开了孟小冬那出比戏台上更跌宕的人生。
孟小冬是吃戏饭长大的。
家里指着她这根小苗顶门户，她开蒙学的就不是咿咿呀呀的旦角，而是气贯长虹的老生。
十二岁在上海大世界登台，一段《击鼓骂曹》唱完，台下喝彩声几乎掀翻屋顶。
人群里，有个穿长衫、耳朵大大的男人使劲鼓掌，他叫杜月笙。
那时他是新蹿起的江湖人，也是她的戏迷。
不过，上海滩水太深，是非也多，家里不久就带她北上，去京城学真本事。
她和杜月笙的第一次照面，就这么轻飘飘地翻了过去，像书页间一枚干了的花签。
北京是孟小冬成“角儿”的地方。
她拜在大师余叔岩门下，吊嗓子、练身段，泡在戏里，“冬皇”的名头越来越响。
也是在这里，她遇见了梅兰芳。
梅老板当时已是云端上的人物，两人同台，是人人称羡的金童玉女。
感情从戏里蔓延到戏外，可梅兰芳家里早有正室，管家的二太太福芝芳更不是省油的灯。
孟小冬心高气傲，不肯明着做小，于是得了个“兼祧两房”的虚名，不住梅宅，在外头另安了个小家。
她像只被锁进精美笼子的雀儿，为自己选了梅兰芳，代价是远离了心爱的舞台。
那些日子，她常常独自对着窗户，从日头高悬等到暮色四合，梅兰芳不常来，她的世界就只剩下自己的影子和无尽的沉默。
直到梅家老夫人去世，她头戴白花去吊唁，却被福芝芳的人死死拦在门外。
她看向梅兰芳，那个台上光芒万丈的男人，此刻却别开了眼，低声劝她回去。
那一刻，孟小冬心里有什么东西“咔嚓”一声碎了，碎得干干净净。
她挺直脊背转身离开，没掉一滴泪，后来只在报上登了个冷静又决绝的启事，告诉全世界，她和梅兰芳，完了。
消息传到上海，杜月笙据说摔了杯子。
他通过已成为他四姨太的姚玉兰递话，出面把离婚的事料理得清清楚楚，让梅兰芳掏了四万块钱。
这钱对孟小冬来说，是份迟来的、硬气的交代，像给流血的伤口勉强扎上了绷带。
打那以后，杜月笙的影子就笼在了孟小冬的生活里。
她唱戏累倒了，他请最好的大夫；她心灰意冷想深造却手头紧，他的资助就悄没声地送到，不张扬，不求谢。
他的好，不像梅兰芳那般伴着才子佳人的传奇色彩，倒像冬天的棉袄，看着朴实，披上却能挡住最刺骨的寒风。
姚玉兰也乐意撮合。
可孟小冬的傲气还在，抗战时杜月笙邀她去香港，她没答应，一转身，又独自回了北平。
没个名分，她不想这么不明不白地跟着，她的骄傲，经不起第二次糊涂了。
是大时代的风，最终把她吹到了杜月笙身边。
1949年，北平城被围得像铁桶，人心惶惶，一架飞机把她接到上海，不久又漂到香港。
此时的杜月笙，早已不是当年那个精悍的闻人，只是个卧在病榻、咳嗽不止、连说话都费劲的老人。
孟小冬却留了下来，仿佛认了命，也仿佛找到了岸。
她煎药送汤，擦身揩脸，在弥漫着药味的房间里，默默守着。
当杜家筹划远走法国，忙着给所有人办护照时，在一旁安静了许久的孟小冬，忽然抬起眼，用她那唱老生的清冽嗓音，平平地问了一句：
“我跟着去，算丫头呢还是算女朋友呢？”
满屋子人都愣住了，空气像凝固了一样。
病床上的杜月笙却像被点醒了，他喘着气，目光扫过众人，对满屋子女眷门生的反对置若罔闻，只清清楚楚地说：
“护照先缓办，我和小冬，要结婚。”
1950年，四十三岁的孟小冬和六十三岁的杜月笙，在香港的杜公馆里成了亲。
没有大肆铺张，但她终于等到了这个名分，这颗漂泊了半生的心，似乎有了个着落。
婚礼上，形销骨立的新郎被人搀着，和她互相拜了拜。
一年后，杜月笙走了。
孟小冬的后半生，在香港教教徒弟，深居简出，像一阕激越唱腔后，那段悠长而寂寥的尾音，余韵里，是说不尽的过往。
孟小冬这辈子，就像一出唱不完的折子戏。
梅兰芳给了她一段璀璨如烟火却烫伤人的爱情，烧光了她的幻想。
而杜月笙给的，是几十年如一日兜底的踏实，是柴米油盐间的关照，和最终那句“要结婚”的担当。
她所求的，或许从来不是单纯的儿女情长，而是一个倔强灵魂渴望的懂得、尊重和归宿。
在杜月笙这里，她找到了。这结局不算完美，但足够真实，也足够让这个一身傲骨的女人，在人生的终章，为自己落下了一个郑重的注脚。
配查信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